深耕职务与商业犯罪辩护，在证据缝隙中寻找空间
——专访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刑事辩护部主任夏军
编者按
上海作为全国商事活动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制造业、供应链、工程行业和金融服务业高度发达，与之相伴的，是职务犯罪与商业犯罪案件的持续高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这些罪名往往与企业高管、采购主管、项目负责人的日常商业行为交织在一起，看似“行业惯例”的操作，一不小心就可能触碰刑法红线。在这类案件中，证据看似齐全、指控链条看似完整，但真正的辩护空间往往藏在款项性质、职权边界和金额认定的细节之中。近日，我们走进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专访该所权益合伙人、刑事辩护部主任夏军律师，请他分享多年深耕职务犯罪与商业犯罪辩护的实务经验与专业见解。
人物简介
夏军，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刑事辩护部主任，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兼任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兼职导师、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校外导师。曾在上海市政府及司法行政机关工作多年，因而熟悉上海公安经侦、各区检察院、法院办案实践。执业以来，夏军律师团队专注刑事辩护，不承接大量民商事业务分散精力，主攻职务犯罪、商业贿赂、金融犯罪类案件，多起案件实现侦查阶段取保候审、审查起诉阶段核减犯罪金额、不起诉、缓刑等良好辩护结果。
访谈正文
记者：夏律师您好。了解到您之前有在上海市政府及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经历，后来为什么会选择转型做一名专职刑辩律师？又为什么会把职务犯罪和商业犯罪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
夏军律师：这个选择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我在体制内工作期间，长期接触司法行政和法律实务，对刑事司法体系的运作逻辑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后来转型做律师，我很清楚自己的优势在哪里——不是什么案子都接，而是要在自己最熟悉、最有积累的领域做深做透。
之所以选择职务犯罪和商业犯罪作为主攻方向，一方面是因为上海的商事环境决定了这类案件量大、专业性强，需要有专门积累的律师来应对；另一方面，这类案件往往涉及企业高管和核心人员，一个案件的结果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人身自由，也关系到一个企业的命运、一个家庭的未来，辩护的社会价值和专业价值都很高。
我们团队有一个原则：不承接大量民商事案件来分散办案精力。刑事辩护，特别是经济类刑事辩护，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去研究证据、梳理资金流水、比对司法审计报告，精力分散了，辩护质量就难以保证。
记者：很多人对“职务犯罪”和“商业犯罪”这两个概念的边界并不清楚，您能先给读者梳理一下，在上海商事领域，最常见的是哪些罪名？两者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夏军律师：这两个概念其实有交叉，但侧重点不同。职务犯罪，广义上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渎职等犯罪，也包括企业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犯罪，比如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等。而商业犯罪，更多是指发生在商事活动过程中的各类经济犯罪，比如合同诈骗、非法经营、商业贿赂、金融诈骗等等。
在上海的商事实践中，我们接触最多的主要是三类：第一类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也就是通常说的“商业贿赂”，采购主管、项目负责人、销售经理是高发人群；第二类是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员工、高管甚至股东都可能涉案；第三类是金融类犯罪，比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票据诈骗等，多发生在投融资和金融服务领域。
这几类案件有一个共同特点：表面上看，流水、聊天记录、合同文件都很齐全，办案机关调取证据很快，家属拿到材料后往往觉得“案子已经铁板一块，没什么好辩的”。但实际上，这类案件的主战场从来不是“有罪还是无罪”，而是每一笔钱的性质、每一个行为的定性、每一个金额的认定——这些细节里藏着大量的辩护空间。
记者：说到辩护空间，您之前办理过一起采购主管被控118万元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案件，最终核减到69万元并争取到了缓刑。这个案子最关键的突破点是什么？能给我们具体讲讲吗？
夏军律师：这个案子公安移送起诉的时候，认定全部118万元都是受贿款项。我们接受委托后，第一件事就是阅卷——不是粗略地翻一遍，而是逐笔梳理所有的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和项目资料，一笔一笔地核对。
我们发现，其中有一大半款项对应的行为，发生在当事人取得采购职权之前。当事人入职之前，其实已经和这些供应商有过个人之间的业务介绍往来，收的是居间介绍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核心构成要件之一，就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如果收钱的时候还没有取得采购职权，那这笔钱就不符合构罪要件。
这里面有一个很容易混淆的概念：“工作便利”和“职务便利”是两回事。仅仅是认识客户、熟悉业务信息，那叫工作便利；拥有供应商准入审批权、订单分配权、货款审批权这些管理权限，才是刑法意义上的“职务便利”。很多当事人甚至一些律师，容易把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导致辩护方向出现偏差。
除了区分职务便利的时间节点，我们还把纯粹的人情往来、没有对应谋利事项的款项单独剥离出来，整理成详细的质证意见提交给检察院。最终检察院采纳了我们的意见，大幅核减了涉案金额。当然，案件不是只靠证据辩护就能赢的。我们同时协助当事人退缴违法所得，沟通企业出具谅解书，固定坦白等从轻情节，多重条件叠加，才最终争取到了缓刑的量刑建议。
记者：职务侵占罪也是企业里高发的一类案件。这类案件的辩护难点在哪里？您有什么独特的辩护方法吗？
夏军律师：职务侵占罪的难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怎么认定。一个人在公司上班，不等于天然就有职务便利。他到底是只负责经手、跑腿，还是有审批决定权？职权范围到底有多大？这些直接决定罪与非罪。
第二是“本单位财物”的权属认定。这个看起来简单，实际上非常复杂，尤其是涉及股东之间、合作方之间的资金往来——这笔钱到底是公司财产，还是存在争议的分红、垫资、业务费用？这往往是民事纠纷和刑事犯罪的分水岭。很多股东之间的经济纠纷，最后演变成了职务侵占的刑事案件，就是因为在权属认定上出了问题。
第三是涉案金额的认定。上海的司法实践中，通常以司法审计报告作为主要依据。但审计口径稍有不同，金额就可能有巨大出入，直接影响量刑档次——是三年以下还是十年以上，可能就差在几十万的认定上。
针对这些难点，我们团队摸索出了一套“四维质证法”，就是从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证明力四个维度，全面审查控方证据。特别是针对司法审计报告、银行流水、财务凭证这些核心材料，我们会逐笔核查资金往来的性质，剔除不属于侵占范围的往来款项和存疑支出，直接核减指控的涉案金额，进而影响量刑档次的认定。
同时我们采取“无罪辩护、罪轻辩护并行”的双轨策略：对于民刑交叉、定性存疑的案件，重点论证不构成职务侵占，争取撤案或不起诉；对于确实构成犯罪的案件，则围绕金额核减、从犯地位、自首、退赃、认罪认罚等情节，全力争取降档轻判和缓刑。
记者：很多家属找到您的时候，当事人已经被刑事拘留了。您常说侦查阶段是“黄金辩护期”，为什么？这个阶段律师最应该做什么？
夏军律师：一旦被刑拘，当事人就被关押在看守所里，信息闭塞，面对讯问的压力非常大。很多对当事人不利的笔录，就是在他不懂法律后果、心理压力又很大的情况下形成的。等这些笔录固定下来，后面再想推翻就非常困难了。
从刑事拘留到批准逮捕，一般有37天的侦查窗口期，这是争取取保候审、影响案件走向的关键时期。律师在这个阶段第一时间介入，核心做三件事：第一，会见当事人，告知涉嫌罪名的法律后果；第二，辅导当事人客观陈述事实，不要因为紧张或者压力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供述；第三，及时向侦查机关提交法律意见，申请取保候审和羁押必要性审查。
但我也要客观地说，侦查阶段律师看不到完整案卷，只能靠会见和家属提供的零散材料来预判风险。真正开展精细化的证据质证和金额谈判，是在审查起诉阶段阅卷之后。这两个阶段不能割裂来看——如果侦查阶段的基础工作没做好，等到案件移送检察院，很多事实已经固定了，辩护难度会成倍上升。
我经常提醒家属一句话：不要寄希望于“找关系”。刑事案件最终看的是证据和法律适用。上海的公检法办案规范化程度很高，专业的证据分析和法律意见，才是最有效的辩护武器。
记者：您有体制内的工作背景，这对您办理上海地区的职务犯罪和商业犯罪案件，带来了什么样的独特优势？
夏军律师：最大的优势，就是我熟悉上海公检法的办案思维和证据审查标准。我知道承办检察官会关注哪些问题，法官审理这类案件时的裁判逻辑是什么，也知道经侦办案的一般思路和取证习惯。
很多律师习惯做对抗式辩护，就是一味地“我认为无罪”“我认为证据不足”。但商业贿赂和经济犯罪案件，其实更适合理性、精细化的证据辩护。辩护不是对抗，而是沟通——把案件中的事实争议、证据瑕疵清晰地呈现出来，用规范的法律意见去说服办案机关，争取他们采纳我们的观点。
另外，我在高校担任兼职导师，持续研究刑事法律的前沿规则和最新司法解释，理论和实务可以双向结合。上海地区的职务犯罪裁判尺度这些年一直在变化，及时跟进最新的司法政策和判例导向，对辩护方向的判断非常重要。
记者：在您看来，上海的当事人面对商业贿赂或者职务侵占指控时，最容易踩的误区有哪些？能不能给我们总结几个典型的？
夏军律师：我总结三个最常见的误区。
第一个误区：签了居间协议，这笔钱就一定合法。很多当事人觉得，我和对方签了正式的居间合同，收的是服务费，怎么会是受贿？但办案机关是会穿透式审查的——合同背后有没有真实的服务内容？是不是利用职权在换取钱款？协议只是一个书面外壳，不能天然地“洗白”贿赂款项。
第二个误区：钱已经退了，拿到谅解书就一定可以判缓刑。退赃谅解确实是从轻情节，但不是免罪金牌。如果金额巨大、多次收受、存在索贿情节，即便全额退赃取得谅解，上海法院仍然可能判处实刑。退赃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第三个误区：没有帮对方办成事情，就不构成犯罪。很多人觉得，我收了钱但事没办成，应该不算犯罪吧？上海的司法实践是，只要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了财物，就满足了构罪条件。最终事情有没有办成，不影响定罪，只可能影响量刑。
记者：除了个案的刑事辩护，了解到您的团队也在做企业刑事合规方面的服务？为什么律师要从“事后辩护”延伸到“事前预防”？
夏军律师：因为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很多案件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企业在采购、供应链、销售环节，如果没有建立有效的反商业贿赂内控体系，员工很容易在“行业惯例”的认知下不知不觉踩线。等出事了再找律师辩护，不管结果如何，对企业和个人来说都已经造成了损失。
所以我们团队现在除了个案辩护，也面向企业提供商业贿赂刑事合规服务，帮助企业搭建反商业贿赂的内控体系，从制度流程上提前防范采购、供应链、销售环节的刑事风险。事前的合规预防，成本远远低于事后的辩护代价，这一点越来越被企业所认识和重视。
记者：最后，对于正在经历上海经侦传唤、或者家属已经被刑事拘留的当事人和家属，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夏军律师：我给三个建议。
第一，优先选择专注刑事辩护、有大量上海本地同类案件实务经验的律师，而不是“万金油”律师。职务犯罪和商业贿赂案件专业性极强，不同地区的裁判尺度差异也很大。咨询的时候可以直接问：您办理过多少上海本地的同类案件？有没有金额核减、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的实际案例？这些问题的答案，比律所的名气更有参考价值。
第二，不要拖延委托。越早介入，辩护空间越大。家属在咨询的时候，尽量带上拘留通知书、银行流水、聊天记录、劳动合同、业务合同这些材料，方便律师快速评估案件风险。
第三，理性看待辩护结果。任何负责任的律师，都不会向你承诺取保候审、无罪或者缓刑。案件结果取决于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律师的价值，是尽最大努力挖掘辩点，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争取最公平的处理结果。
结语
访谈接近尾声时，夏军律师说了这样一句话：“刑辩律师，不是为所谓的‘坏人’开脱，而是守住法律的底线。职务犯罪案件，往往是一个高管、一个家庭的人生转折点。我们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
从体制内到律师行业，从司法行政一线到刑事辩护讲台，夏军律师用十几年的深耕，在职务犯罪与商业辩护这个专业领域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路。他所坚持的精细化证据辩护、理性沟通式辩护，以及从个案辩护延伸到企业合规预防的执业理念，或许正是这个时代刑辩律师专业价值的一个缩影——在法律与现实的缝隙之间，为每一位当事人争取最公平的结果，也为整个社会守住刑事司法的公正底线。
责任编辑：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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