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2026年东北三省一区律师论坛在沈阳举办。本届论坛由辽宁省司法厅、吉林省司法厅、黑龙江省司法厅、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指导，辽、吉、黑、蒙四地律师协会联合主办，以“法治赋能营商环境 助力东北全面振兴”为主题开展深度研讨、实务交流与成果互鉴。
作为国内领先的法律科技公司——智合的创始人、CEO，洪祖运受邀出席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法律AI发展趋势与落地路径》。演讲中，洪祖运从AI的“能与用”落差、客户行为转变出发，分析了法律工作的重新分工与定价，探讨如何回应市场中长期存在的“沉默需求”，并提出了“Agent＋律师网络”的落地路径。
以下是演讲实录，应作者要求有部分删减：
一、AI能做的，远多于正在做的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洪祖运。非常荣幸能在东北三省一区律师论坛上，与大家交流法律AI的发展趋势与落地路径。
2026年3月，Anthropic发布了一份关于AI与劳动力市场的研究报告。报告把美国的职业分为二十二个大类，比较两个指标：一是理论任务覆盖率，即大模型理论上能把完成时间缩短一半以上的任务，在该职业全部工作任务中所占的比例；二是实际任务覆盖率，即这些任务在真实工作场景中已经由AI承担的程度。
法律类职业的理论覆盖率接近九成，在二十二个大类中位居前列；实际覆盖率大约只有两成。两者之间的落差，在各职业中也属于较大的一类。报告对这种落差给出了解释：一部分理论上可行的任务，受模型能力所限，尚未进入实际使用；另一部分则因为法律约束、特定软件要求、人工核验环节等障碍，扩散得比较慢。
这组数据有它的边界：它采用美国的职业分类，实际覆盖率只来自一个AI平台，并且把“辅助人完成”的使用计为半权重，会低估律师把AI当作助手的情形。即便如此，方向是清楚的：在法律领域，技术能力已经到了，使用还没有跟上。从“能做”到“在用”，中间隔着核验、责任与组织方式。
而这段距离正在缩短。以智合AI的使用数据为例，2026年1月1日至9月23日的266天里，东北三省一区的用户在智合AI主站与Skill中心累计调用971,475次。1月日均994次，9月日均6,181次，增长五倍有余。曲线呈现清晰的“工作日”节律——周一至周五使用量走高、周末回落。它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法律从业者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因此，AI是否会进入法律行业，到今天或许已经不再需要讨论。更值得思考的是：它进入之后，法律服务本身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二、客户开始为“确认”付费
过去，客户带着问题而来，律师梳理事实、查找依据、分析方案、给出建议，这些工作被打包在一次咨询、一个项目或一份委托里。现在，客户在走进律所之前，可能已经完成了一轮探索。他的付费意愿也随之改变：这些内容AI已经给了，接下来付的钱，究竟买的是什么？
我的理解是，客户开始把“获得一份答案”与“获得可以信赖的专业帮助”分开看待。他希望律师判断这份答案能否用于自己的事情，希望有人指出被漏掉的风险，更希望在事情真正推进时，有人能够站出来负责。这背后，是三个问题：我能信吗？我能做吗？出了问题，我能找谁？律师的价值，需要在这三个问题上被重新看见。
换一个角度看，如果这类需求能够被合理拆分，大量准备工作能够以更低成本完成，这位客户就有可能成为一位值得服务的新客户。他以前或许从未走进律所。AI让他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有法律上的解决路径；他又不敢仅凭AI的回答采取行动，于是找到了律师。AI在分走一部分工作的同时，也在把一批新客户带到律师面前。
由此引出核心问题：当一部分法律工作越来越便宜，能否让专业法律服务走进更多人的生活？这也是智合提出“Agent＋律师网络”的出发点。
三、法律工作的重新分工与重新定价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把法律服务拆开来看。我有四个判断。
第一，一部分法律工作，会持续被AI接过去。材料分类、事实摘要、条款比对、基础检索、初稿起草，曾经占用律师大量时间。随着模型、数据和工作流程的改进，其中能够标准化、能够核验的部分，会越来越多地由机器完成。身处这个行业，不必回避这一趋势。客户不会永远为过去需要很多时间的工作付费；压力会先落在最容易比较、最容易交付的环节。
不少律师因此感到焦虑。对年轻律师来说，这些工作曾是学习的入口，也是收入的来源。行业因此需要调整人才培养方式：让年轻律师更早参与事实核验、客户沟通和方案讨论，也让他们理解AI为什么这样写、哪里写错了。把初稿交给AI之后，训练专业判断的责任反而更重。
第二，律师的价值，将进一步集中于专业判断、信任关系和责任承担。一位企业主问能不能起诉。法律上也许可以。但打完这场官司，供应链会不会中断？证据是否足够？对方有没有履行能力？同样一组事实，放在不同的经营处境里，可能对应不同的选择。客户说“我要赢”，真正想要的可能是尽快拿回现金；客户说“我不能让步”，可能是担心今天退一步，明天就失去对团队的管理威信。听懂这些话，需要经验，也需要信任。
AI可以参与分析、提示盲区，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比人找得更全。但在现行执业制度下，模型不具备律师身份，也不能自行承担律师的受托职责，专业服务仍然要落实到具体的律师和律所。刑事诉讼中，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就是一个明确的制度例子。
AI无法代替签名，但能重塑签名之前的工作流。关键不只在于最后由谁签字。签名之前，必须有与之相称的工作；一个没有经过充分核验的签名，无法把不可靠的内容变成可靠的法律服务。所以我不赞成这样一种想象：AI把所有工作做完，律师在最后盖个章。这既低估了法律工作，也低估了客户需要的帮助。
第三，许多法律服务的交付成本，有条件显著下降。过去一项服务可能需要十二个小时，其中八个小时用于整理材料、查找依据和起草文本。如果这些准备工作能被可靠地压缩，完成同一项服务所需的总时间就会减少。这里说的是完整交付时间，包括核验、沟通、修改、交付和必要的跟进。如果AI写得很快、错误却很多，律师要花更多时间纠错，成本就没有真正下降。衡量AI的价值，要算完这一整笔账。
不妨用一个纯粹说明机制的假设来看：过去一项服务收费6,000元，耗时12小时，每小时对应的服务收入为500元；未来一项范围清楚、质量相当的服务收费1,500元，包括复核和沟通在内耗时2小时，每小时对应的服务收入为750元。客户少付了钱，律师单位时间的收入反而提高。这只是情景假设，不是收益承诺，它说明的只有一点：客户单次付费下降，与律师单位时间的合理回报提高，可以同时发生。
第四，新的价格和服务方式，有机会释放长期没有进入市场的需求。一家小企业有一笔两万元的应收账款。老板知道找律师可能有用，但考虑到费用、沟通时间和结果的不确定，最后决定再等等、再催催，实在不行就算了。这笔需求不会出现在任何律所的委托统计里，但问题一直存在，损失也一直存在。如果他能先以很低的成本弄清事实和路径，再花一笔可以接受的费用获得专业判断，结果就可能不同。
当然，也会有客户直接用AI处理简单事项，不再购买原来的服务。替代和新增会同时发生。技术创造了可能，却不保证每位律师、每家律所都能受益；决定结果的，是谁能把这种能力组织成客户愿意使用、负担得起、值得信赖的服务。
四、中国法律服务还有多少需求没有被接住
律师行业常说，客户越来越难找，竞争越来越激烈。把视野从已有的委托扩大到整个社会，会看到另一幅图景：大量企业和个人遇到法律问题时，仍然没有律师参与。两种感受可以同时成立——律师在争夺已经进入市场的客户，更多的需求还停留在市场之外。
先看企业端。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登记在册企业6,122.6万户；司法部2025年9月披露，律师为九十多万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担任法律顾问。两个数字的统计口径不同，不能据此推算“多少比例的企业从未聘请律师”，但放在一起，仍能看到数量级上的反差：六千多万户企业，与百万量级的顾问服务对象。
对大企业来说，法务团队、外聘律所、专项顾问往往已经形成完整体系；而一家小企业的老板，可能连一位熟悉自己业务、遇事可以打电话的律师都没有。法律风险不会因为企业规模小就绕开它。
再看诉讼端。据《人民日报》2026年1月29日报道，2024年自然人起诉案件约1,140万件，其中约78%没有律师代理；企业起诉案件约763万件，其中约64%没有律师代理。换句话说，自然人起诉的案件大约每五件有四件、企业起诉的案件大约每三件有两件，起诉方没有律师代理。
没有请律师，不全是因为付不起费用；但它足以引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已经走到起诉这一步，专业服务的参与仍然如此有限；在起诉之前、签约之前、矛盾刚刚出现的时候，还有多少本可以提供帮助的机会？
已经发生的案件看得见，被拖延、被搁置、被默默吞下的损失却很难统计。我把这部分称为“沉默的需求”。它可能藏在一家工厂的应收账款里，一家小店的租赁合同里，也可能藏在一个普通人手机里迟迟没有发出的求助信息里。它们没有变成委托，不意味着不值得认真对待。
为了建立量级感，可以算两笔透明的假设账。第一笔看支出强度：假设某一企业群体合计年营收250万亿元，法律支出占营收的比重每提高0.01个百分点，也就是每一万元营收多投入一元，对应的总支出就增加250亿元。第二笔看服务覆盖：假设100万家过去没有购买某类服务的企业，开始每年支付3,000元，购买一项边界清楚的法律服务，对应的新增支出是30亿元。
两笔账想说明的是：面对庞大的企业群体，服务覆盖面和使用频率只要发生变化，就可能形成可观的增量。
我对中国法律AI机会的判断就建立在这里：一边是一批长期没有被充分满足的需求，一边是一种正在改变服务成本的技术。把两者接起来，需要新的服务组织方式。
五、“Agent＋律师网络”：接住新需求的四项安排
智合提出的路径，是“Agent＋律师网络”。
Agent即智能体，可以理解为一个能够围绕目标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整理材料，并在授权范围内推进工作的系统。律师网络，则是把分布在不同地区、不同专业领域的律师，组织成能够可靠接续服务的协作体系。两者结合的目标，是让普通人更容易进入法律服务，让律师以更少的重复劳动，服务更多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这是一条正在建设、需要实践验证的路径，可以拆成四项具体安排。
第一，场景化入口：先整理，再交给律师。普通人不会先判断自己的问题属于哪一个案由，也不应该先学会一套专业术语，才有资格获得帮助。“客户欠钱一直不给，怎么办？”入口就应该从这样一句话开始。Agent先帮助用户整理：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已经有哪些材料，还缺哪些信息，最想实现什么。做好这一层，律师接到的不再是一句模糊的“我想咨询”，而是相对清楚的案情摘要、现有证据和待确认的风险。有些事项不能等材料慢慢补齐——涉及紧迫期限、人身安全或重大权利处分的，应当尽早提示专业介入。一个好的入口，必须能识别什么时候需要把人接进来。
第二，按需深度介入：服务范围与价格相匹配。不同的问题，不必都购买同一种服务。有人需要理解一份通知，有人需要核验一份合同，有人需要一次围绕具体决定的咨询，也有人需要律师持续谈判、代理诉讼。回到开头那位企业主：律师可以先明确这次服务的范围——核验哪些材料，回答哪些问题，交付什么意见，哪些后续工作需要另行委托。这样，一千五百元才可能对应一项清楚的专业服务。有限范围的服务，同样必须对约定的工作负责。把服务拆细，是为了让专业判断按需到达，不能因为价格较低就省略必要的工作。金额可以小，对当事人的认真程度不能跟着降低。
第三，全周期陪伴：法律服务嵌入企业经营。以一家设想中的小型制造企业为例。企业接到一笔订单，老板把合同交给Agent，请它看看能不能签。系统发现一处需要特别关注的约定：企业要先承担大部分生产成本，回款却取决于一个表述不清的验收条件。系统把合同原文、交易背景和待确认的问题整理好，由律师接手。合同签署后，服务继续：系统按约定提醒验收和回款节点；后来对方开始拖延付款，前期的合同和材料已经串联起来，律师不必让他从第一天讲起。如果对方在外省、需要当地律师参与，就通过合适的协作安排衔接：客户知道谁接手，承办律师知道此前做了什么，材料在授权范围内交接。客户真正需要的，是自己的事情有人持续照看。
第四，可靠运转的网络：信任溯源与协作底线。一份律师名单当然有用，但要接住大量真实需求，还要回答更多问题：谁擅长什么，谁熟悉当地情况，谁能在约定时间内响应；跨地区协作时，谁负责客户沟通，谁负责专业判断。因此，律师网络需要明确的专业分工、服务规则和责任安排。对客户来说，最在意的是：已经提出的问题，到底有没有人接。系统推荐了一位律师，不等于律师已经接受委托；只有对方确认承接，工作才真正交了出去。对律师来说，最需要的是可信的工作基础：原始材料、客户陈述和AI推断应当能够区分，法条和案例能够核对，重要修改留有记录。同时，客户交给一家律所的材料，并不意味着整个网络都可以查看——客户秘密不能因为技术便利而被随意传播，或被用于模型训练。信任一旦被破坏，再大的网络也难以持续。
律师为什么愿意加入这样的网络？答案必须很实际：获得更匹配的需求，减少无效沟通和重复准备，让专业时间得到合理回报。如果平台只是把客户价格压低，再让律师承担更多工作，这条路走不远；如果技术企业赚到了钱，律师却成了随叫随到、得不到合理报酬的复核员，也谈不上法律普惠。
六、从一类业务开始验证：一项90天试点建议
在这次论坛上，我也想提出一个具体建议：东北三省一区能否从一类边界清楚的需求开始，探索为期90天的小范围试点，例如小微企业的合同审查与回款支持。
先选择愿意参与的律所和企业，明确服务范围、响应时间、人工介入的节点，以及质量评价方法。第一个月做基线测量，记录原有服务用了多少时间、发生多少返工，找到最值得改进的环节；第二个月接入Agent，由本地律师把关，观察完整交付成本；第三个月尝试由另一支团队接续承办，检验跨团队、跨地区协作中的授权、溯源和分发是否顺畅。
试点结束时，用实际数据回答四个问题：有没有接到原来接不到的客户？有没有减少重复劳动？客户是否更满意？律师的回报是否改善？
律协可以在培训、专业规范和交流评价方面发挥作用；律所负责组织承办和质量管理；技术企业把系统能力做好。在这样的体系里，扎根当地、熟悉企业、能够持续响应的律师会有重要的位置：技术可以把远处的专业资源带过来，本地律师则让帮助真正落到客户的事情上。先把一件事做可靠，再让更多律师和客户受益。
七、法律普惠的增长循环及其前提
把上述安排连起来，可以看到一个循环：Agent处理前置任务，降低单次交付的完整成本；律师减少重复劳动，把精力集中在商业判断和责任承担上；按需服务降低使用门槛，激活小微企业的沉默需求；真实业务在律师网络中流转，沉淀数据与经验，让系统更懂法律逻辑，又进一步降低成本。
这个循环能否转起来，取决于两个前提：完整成本确实下降，律师的回报保持合理。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规模扩大都没有意义。
结语：让法律服务人人可及
法律AI的发展，最终会改变多少工作、形成多大市场，需要实践回答。但有一个方向，我越来越坚定：智合应该把技术带来的能力，用来扩大专业服务的覆盖范围。
一个人的权益是否得到保护，不应该过度取决于他是否认识律师，是否住在大城市，是否付得起一笔对自己而言很重的费用。
在很多时候，人与法律之间隔着的，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是找不到适合的人，是担心问一句就承担不起。
这些距离，可以被缩短。
Agent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先把问题说清楚，获得必要的信息，知道下一步可以怎么走。
律师网络让他们在需要判断、行动与责任的时候，能够找到具体的人。
与此同时，公共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和公益服务，仍然需要为支付能力不足的人提供保障。商业模式扩大可持续的供给，各类公共服务守住基本的可及性。
“Agent+律师网络”将会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提供最新的法律服务实践样本。
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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