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4日，智障工人吴发兵在出租屋内讲述遇骗被打的遭遇。 10月4日，湖北智障人士吴发兵腰部及腿部伤痕累累。他称，8月8日，他被骗到洗车行工作，多次遭领班殴打。 11月21日，警方突查洗车行，控制涉嫌殴打智障工的洗车行领班。 今年8月8日，在天津打工的湖北孝感人吴剑兵发现，和他一起的弟弟吴发兵失踪了，吴发兵有智力残障。与此同时，在沈阳谋生的湖北枝江人吕万红，也走遍大街小巷，苦寻失踪的儿子吕仕伦——一名同样“脑筋有问题的孩子”。 9月11日，吴发兵给孝感老家打电话，可他只说出了“洗车行、加油站”两个名词，电话就被挂断。 哥哥吴剑兵通过这仅有的线索，在天津“大海捞针”，硬是在河东区成林道上的一家洗车行里，找到了弟弟。吴剑兵与洗车行领班对峙过程中，洗车行里一名右眼致残的洗车工向新京报记者求救，他说，他叫吕仕伦。 被解救出的两名智力障碍者遍体鳞伤，他们称，多次遭遇洗车行领班殴打。 11月21日，天津警方对该洗车行突击检查，解救出多名被困人员，其中部分人员的神志与常人有异。多名被困者说，和吴发兵、吕仕伦一样，他们都是在天津火车站被人以高薪洗车的工作接到洗车行。警方表示，5名涉案人员因涉嫌强迫劳动罪，已被刑事拘留。 公用电话亭里，吴剑兵捏起话筒，向话机卡槽插入电话卡，按下自己的手机号。 手机铃声响起，他盯着闪亮屏幕上的号码，失望地挂断，再走进下一家电话亭。连续数天，在天津打工的吴剑兵，都在用公用电话给自己的手机打电话。 他在寻找一个电话号码，一个与他的弟弟吴发兵有关的号码。 今年8月初，智力有障碍的吴发兵突然失踪，不久，湖北老家的电话里，留下一个没有接到的陌生号码。 吴剑兵推断，那是弟弟打来的。 寻找 三通神秘电话 2011年，吴剑兵带弟弟吴发兵来天津打工，在杨村建筑工地做装修。 31岁的吴发兵有智力残障，其《残疾人证》上显示，残疾等级为二级。但他高1.75米、力气大，在哥哥的监护下，搬运装修材料。 今年8月8日中午，吴剑兵发现弟弟失踪了。他找遍杨村附近的马路和村庄，也没见到吴发兵的身影。 “是不是他回老家了？”吴剑兵坐火车赶回老家湖北孝感，印了一沓寻人启事，附上吴发兵的照片，用糨糊贴在县城的电线杆上。 8月10日，湖北老家的固定电话上，多了一个未接来电，号码来自天津。8月11日，吴剑兵的邻居家接到同样号码的电话，“对方说他是吴小兵（发兵），现在没钱了，要我们汇3000元钱回家。”第二天，邻居将此事告诉吴家人，吴剑兵回拨过去，无人接听，查询得知，号码来自公用电话。 “弟弟只记得家里的固话。”只要找到那个公用电话的位置，弟弟就一定离他不远了。吴剑兵又匆匆返回天津。 在天津，吴剑兵没能查到这部电话的具体位置。他急了，开始不停地拨公用电话打给自己的手机，核对号码。 在火车站等人流密集区，吴剑兵“大海捞针”。 拨了几十部公用电话后，天津火车站后广场附近，吴剑兵居然找到了这部电话。 他问遍了电话亭周围的店铺，没有任何线索。吴剑兵向当地派出所报警。 9月11日，老家的电话再次响起，吴发兵的声音从电话那端传来，可他没说几句电话就被挂断，再回电，提示手机已关机。隐约中，吴家人只听到两个名词：“加油站、洗车行。” 这是唯一的线索，在天津市区，吴剑兵见到出租车就招手，寻找跟加油站、洗车行有关的地方。10月3日，一名出租车司机告诉他，河东区成林道上，有家洗车行紧挨着加油站。 被打 满身伤痕的智障工 10月3日上午，吴剑兵随着该出租车司机来到成林道上的光亮汽车服务中心。洗车行里，吴发兵正攥着高压水枪洗车。 看到哥哥，吴发兵把水枪甩到地上，跑过来，“哥，带我回去。” “带走吴发兵可以，没有任何工资，必须交齐600元服装费，否则身份证就得押这儿。”洗车行店长向吴剑兵发难。 吴剑兵当即报警，“当地派出所出警了，但他们认为，这是经济纠纷，让我们协商解决。” 吴剑兵没交钱，直接带走了弟弟。 在杨村租住的房子里，吴发兵开始回忆。 8月8日中午，杨村附近一条马路上，吴发兵坐在路边，呆望着来回飞驰的汽车。 一辆白色轿车停在他面前，车上下来一名黑衣男子，“去洗车行工作怎么样，活儿轻松，月工资3500（元）”。 吴发兵支吾半天，答应了。有点愣的他，没跟哥哥打招呼，就上了白色轿车。 轿车开到天津火车站广场，吴发兵又被另一辆车接走，来到洗车行。 吴剑兵撩开吴发兵的衣服，眼泪顿时流了下来。 从胸部以下到腿部，烟头大小的伤痕布满了吴发兵周身，足有上百处，伤口呈黑紫色，多处已经结痂。 吴发兵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双唇紧闭，只是偶尔蹦出一个字，“疼”！ 吴发兵说，在洗车行里，他多次遭殴打。“用皮带抽，用棍子敲，用拳头捶。” “经常吃领班吃剩的饭菜，不吃就会被领班打。他们还把烟头扔在地上，让你抽，不抽也要挨打。”吴发兵说。 吴剑兵说，弟弟属轻度智障，但对于“挨打”这种本能反应和基本认知，完全能说明白，他相信弟弟不会撒谎。 10月4日，洗车行领班（图右）斥责智障工吴发兵的哥哥吴剑兵。 1月23日晚，湖北智障工人吕仕伦（图右）和父亲见面，正在用手机和家里报平安。 求救 “带我走，这是黑店” 吴剑兵要向洗车行讨个说法。10月4日，他再次来到光亮洗车行，索要弟弟的身份证和工资，记者随同前往。 该洗车行位于河东区成林道与泰兴南路交叉口，十多名工人穿着统一的红色工装正在洗车、擦车，一些工人表情呆滞，与常人有异。 “要拿走身份证，必须交齐服装费……警察跟我们家开的一样。”洗车行一位领班指着吴剑兵大声说，并拒绝返还身份证。 双方交涉期间，一名右眼致残的洗车工一直紧盯着吴剑兵和记者。记者走进厕所，该洗车工紧随其后，“你们带我走吧，这是家黑店，他们老打人，我也想回家。” 这名洗车工叫吕仕伦，问他家乡，他说在“百里洲”。 经查询，湖北枝江市有一个镇名为百里洲，10月8日，当地警方称，该镇凤良村有一村民叫吕仕伦，中等身材，右眼残疾，“脑子有点问题”。 10月10日，记者辗转联系到吕仕伦的父亲吕万红。正在沈阳打工的吕万红称，他儿子已经失踪2个多月，“怎么到天津去了？” 32岁的吕仕伦打小有着不幸的遭遇。两岁时，母亲永远离开了他，一次玩耍时，又弄瞎了右眼，再加上脑子有问题，一直没找到对象。 吕万红回忆，今年年初，他带儿子在沈阳建筑工地上做小工，用小推车装卸沙石，每人每天能挣120元。 7月21日晚，吕万红让儿子去买烟，结果吕仕伦跟别人打了一架，被打得满脸是血，额头上鼓起半个核桃大小的脓包。 第二天，头顶脓包的吕仕伦不能干活，在工地上闲逛，蹲在地上乱写乱画、胡言乱语。吕万红说，包工头令他把孩子送回老家，并给两人买了当晚8点多的火车票。 7月22日晚7点多，沈阳火车站嘈杂的候车室里，一不留神，父子俩走散了。 吕万红没能回老家。接下来的半个多月，他每天四处寻找儿子的下落，火车站、桥洞下、菜市场、网吧……晚上回工地，他背着工友偷偷抹眼泪。 他还专门买了部手机，办了张手机卡，希望儿子能打他的电话，虽然儿子根本不知道他有了新电话。 据吕仕伦事后回忆，与父亲走散后，他被沈阳一家救助站收救。其间，救助站给了他几张火车票，他稀里糊涂地上了火车，从沈阳到四平，再从四平到秦皇岛，8月2日，他出现在天津火车站，四处游荡。 与吴发兵被带走的地点几乎一样，8月2日9点多，天津火车站广场，一个叫来弟（音）的年轻男子找到吕仕伦，问他“洗车行招洗车工，工资高，干不干？”吕仕伦也答应了。 逃跑 “被打怕了，不敢跑” 被带到光亮汽车服务中心的吴发兵和吕仕伦，睡在一起，头对头。 白天上班时，吴发兵用高压水枪喷洗车身，再用抹布擦干净，吕仕伦负责擦车轮。和另外30多名洗车工一起，每天早晨6点30分起床，晚上6点50分下班，在店长、矮个子、杨聪（音）、杨志勇（音）等领班的监护下，步行回到洗车行旁边的住处。晚上，工人们被禁止出门，“买东西要让领班捎。” “明明买五块钱的烟，他们就说是二十块钱的，当我们傻呀。”吕仕伦怒气冲冲。 吴发兵说，洗车行要求他们签署一份劳动合同，合同上约定每月工资2600元，“但是工资要押一年，第二年才开始付前一年的工钱。” 随后两人发现，“不但得不到工钱，还总挨打。” 吕仕伦说，在洗车行四个多月，他被打了十多次，“工人们说话声大了，走路慢了，车擦不好，都要挨打。有次领班杨志勇喊我过去，嫌我走路慢，就用脚踹我。” 伤痕累累，让很多工人逃跑。 吴发兵和吕仕伦说，洗车行一度有30多个工人，大部分人是从火车站送来的。前后有十多名工人逃离洗车行，但他俩没那么幸运。 尽管两人都有逃跑计划，但从未告诉彼此，“各跑各的，万一我告诉他，他把我出卖了呢。”32岁的吕仕伦说。 吴发兵的逃跑计划在晚上实施。9月初的一天，凌晨两点，宿舍正门有人看着，他穿一条短裤从厕所窗户爬出。由于不知道往哪跑，在马路上，他被一个“穿制服的人”送了回来，“被领班用皮带抽”。 吕仕伦则在白天逃跑。趁领班不注意，他径直跑出洗车行，沿马路狂奔。因为只有一只眼睛，他没跑出百米就被领班捉了回去，“他们从车里拿出一根棍子，一头粗一头细的那种，打得我鼻子冒血，脸肿了好几天。” 吕仕伦回忆，这是他被打得最狠的一次，“那次真被打怕了，不敢跑了。” 转机出现在9月11日，那天，吴发兵领到100元工钱。他把钱塞给宿舍的看门老头，让老头帮着买张手机卡。老人答应了吴发兵的请求。吴发兵用他的旧手机，拨通孝感老家的座机——他唯一能记住的电话号码，并说出“洗车行、加油站”。 这一幕被领班杨志勇发现，他责任编辑：xin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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