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报道讯 据人民网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8月28日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4起涉“套路贷”案件审理情况。上海市高院分析发现,“套路贷”犯罪的发展蔓延不仅直接侵害被害人的合法财产权益,而且其中掺杂的暴力、威胁、虚假诉讼等索款手段容易诱发其他犯罪,甚至造成被害人辍学、自杀、卖房抵债等严重后果,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套路贷”存五大“套路”
据上海市高院通报,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静安区人民法院、奉贤区人民法院集中对4起涉“套路贷”犯罪案件进行了宣判,分别判处17名被告人16年至两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34万元至4万元不等的罚金及责令被告人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
据上海市高院通报,这些案件反映出当前“套路贷”犯罪的五大基本特征:
制造民间借贷假象。被告人对外以“小额贷款公司”名义招揽生意,与被害人签订借款合同,制造民间借贷假象,并以“违约金”“保证金”等名目骗取被害人签订“虚高借款合同”“阴阳合同”及房产抵押合同等明显不利于被害人的合同。
制造银行流水痕迹,刻意造成被害人已经取得合同所借全部款项的假象。
单方面肆意认定被害人违约,并要求被害人立即偿还“虚高借款”。
恶意垒高借款金额。在被害人无力支付的情况下,被告人介绍其他假冒的“小额贷款公司”或个人,或者“扮演”其他公司与被害人签订新的“虚高借款合同”予以“平账”,进一步垒高借款金额。
软硬兼施“索债”,或者提起虚假诉讼,通过胜诉判决实现侵占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财产的目的。
只拿五千元损失一套房
在此次公布的案例中,宝山区法院审理的瞿某等诈骗案就综合运用了上述“套路”。
此案被害人之一杭某原本只想借款3000元,但被告人傅某、郝某等人诱骗其借款4万元。之后,被告人瞿某“空放”高利贷16万元给杭某。杭某当场取现12万元还给瞿某,余下3.5万元交给傅某等作为中介费,自己实际只拿到5000元。
7个月后,瞿某等人以上述16万元借款已“利滚利”达90万元为由向杭某索要欠款,转而又以抵押名下房产借新贷还旧贷,诱骗杭某从家中偷出房产证,并带杭某至某房产中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以160万元的价格将价值194万元的房产过户给马某。在此期间,瞿某还先后转账22万元、42万元给杭某进行资金走账,以对应其让杭某写的90万元借条数额。之后,杭某将64万元全部取现交还给瞿某。在杭某收到马某的房款后,瞿某让杭某先后汇款5.2万元、90万元,由此让杭还清欠款。之后,马某将杭某的房产以182.5万元的价格销售给杨某,杨某付清全款。
宝山区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瞿某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26万元；判处作为中间人、同伙的其他被告人有期徒刑6年至3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12万元至7万元不等；责令被告人退赔被害人杭某经济损失。
“套路贷”性质更为恶劣
上海市高院刑二庭庭长段守亮分析说,“套路贷”与一般高利贷有所区别。
据段守亮分析,“套路贷”与高利贷的行为目的不同。“套路贷”的“借款”是被告人侵吞被害人财产的借口,所以“套路贷”是以“借款”为名行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之实。而高利贷出借人希望借款人按约定支付高额利息并返还本金,目的是为了获取高额利息。
手段方法不同也是“套路贷”与高利贷的区别。据段守亮介绍,手段方法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虚增数额的名目不同,“套路贷”中虚增数额部分一般是以担保或类似名目出现,高利贷中本金之外的数额往往以利息名义设定；其次是借款人对本金之外的数额主观认识不同,“套路贷”的借款人(被害人)往往在签订借款合同时被告知如正常还款,虚增数额不需归还,所以在主观上认为对虚增部分不必偿还,而高利贷的借款人对本金之外的高利息部分需要偿还在签订合同时即明知；第三个不同体现在出借人对“违约”的态度不同,“套路贷”中的违法犯罪人员为了达到占有虚增款项的目的,往往采取拒接电话、“失踪”等方式,让被害人在约定期限内无法还款而不得不“违约”,而高利贷的出借方希望借款人尽早还本付息。
“套路贷”与高利贷的另一区别在于侵害客体不同。据段守亮分析,“套路贷”侵害客体多、社会危害大,从诱骗或者强迫被害人签订合同到暴力讨债、虚假诉讼,不仅侵害被害人财产权、人身权,还危害公共秩序,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甚至挑战司法权威,严重妨害司法公正。高利贷主要是破坏金融管理秩序。
法律后果不同也是“套路贷”与高利贷的区别所在。“套路贷”在本质上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借款本金和利息不受法律保护。高利贷体现了双方意思自治,借款行为本身及一定幅度内的利息是受法律保护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即高利贷本金及法定利息受法律保护,超过法定的高额利息部分不受法律保护。
准确界定依法从严惩处
“今后,上海法院将在依法从严惩处‘套路贷’犯罪的思想指导下,用准、用足、用好法律,确保在法律上严惩、在经济上重罚。”上海市高院副院长黄祥青说,上海法院将在定罪上从严、犯罪数额认定上从严、犯罪组织认定上从严、量刑上从严四个方面从严惩治“套路贷”。
据黄祥青介绍,“套路贷”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犯罪分子非法侵占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合法财产,属于侵财类犯罪,一般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如果被告人在“索债”时采用了殴打、非法拘禁等暴力手段,或者以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实施暴力相威胁,符合抢劫罪或者敲诈勒索罪的行为特征的,以相关罪名定罪处罚。对于“套路贷”犯罪行为同时构成诈骗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抢劫罪等多种犯罪的情况,依照刑法规定进行数罪并罚或者选择处罚较重的罪名定罪处罚。
在“套路贷”犯罪数额的认定上,法院把握“套路贷”行为的犯罪本质,将其与民间借贷区别开来,从整体上对其予以否定性评价。被告人在借贷过程中以“违约金”“保证金”“中介费”“服务费”等各种名义收取的费用,均纳入犯罪数额予以认定。除了借款人实际收到的本金外,双方约定的利息不受法律保护,应当计入犯罪数额,不应当从犯罪数额中扣除。
对于在犯罪组织认定上从严,据黄祥青介绍,对“套路贷”共同犯罪,确有证据证明3人以上组成较为严密和固定的犯罪组织,有预谋、有计划地实施“套路贷”犯罪,已经形成犯罪集团的,应当认定为犯罪集团。
量刑上从严,即对于“套路贷”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犯罪团伙中的主犯,依法从重处罚。对于有财产刑规定的,加大财产刑的判罚力度,对供犯罪所用的工具,依法予以没收,以剥夺犯罪分子再犯的能力和条件。对于一般参与的从犯,应当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量刑上区别于首要分子和主犯,从轻处罚。
据悉,“套路贷”犯罪案件属于新类型案件,相关法律适用问题较多,处理难度较大。上海市高院对“套路贷”犯罪法律适用中的疑难争议问题,不断加强调查研究,并于今年8月向全市法院下发了《关于加大审判工作力度 依法严惩“套路贷”犯罪的通知》,要求全市法院充分认识“套路贷”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认真把握“套路贷”犯罪的主要特征,准确界定“套路贷”犯罪的性质,正确认定“套路贷”的犯罪数额,依法从严惩处“套路贷”犯罪。8月28日宣判的4起案件中,有3起案件的审判长均为相关法院的副院长或刑庭庭长,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法院特邀监督员旁听了宣判。（记者 余东明） 责任编辑：guanli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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