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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饮一杯无——禅茶与赵州的渊源与流变

时间:2020-04-01 15:00:43  来源:法治报道  作者:贺疆
导读:“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语出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诗《问刘十九》,一首诗,寥寥20字,文辞朴素平易,但意境全出,字里行间跃然一幅有声有色、有形有态、有情有意的画面,浅进的语言写出了日常生活的情调,潺潺流淌着融融的暖意和悠远的芬芳,语浅情深,言短味长。简练含蓄,又余味无穷。“能饮一杯无”,一句轻言细语的问询,口语化收尾,却平添无穷韵味和空灵摇曳之美,尽得余音袅袅、浮想联翩之妙。此一句与禅茶之味之韵可谓异曲同工。

  夏日,有雨,友约听琴品茶,小小一个院落,门楣上三个大字“吃茶去”。对一盏清茶,听友说禅论道,他说他拒绝终南山师父的苦苦挽留,偏要在红尘中修行。他滔滔不绝地说着,我望着藤窗上的雨一串串离离滴落,耳畔的琴声、茶声、人声皆远去,只听见那雨声潺潺、绵绵密密而来,又飘向悠远的历史深处……

  茶之源起

  茶之一字,人在草木间。构字法就对禅做出了形神兼备的注解。茶属草木,与自然最近,遵循天道自然;禅,是人亲近自然、回归自然、天道;茶一出世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与自然沟通的载体、桥梁和途径。由是,茶禅一味或禅茶一味,无论哪种说法,茶都是必不可少的介质,说辞的最初由来,也是因茶之先天兼备气质决定。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 唐人陆羽在《茶经》中如是说。关于神农氏的历史文献记载,多见与春秋战国时代,如《周易》、《左传》《管子》《庄子》《孟子》《吕氏春秋》以及后世的《史记》《汉书》《淮南子》《论衡》等。但关于神农氏与茶的关系,唯有陆羽提出神农氏为茶祖,依据不外乎《神农本草经》和《神农食经》。前者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后者载:“荼茗久服,令人悦志”。

  神农以荼解毒的朦胧传说,到《诗经》的“谁味荼苦,其甘如饴”,“荼”为“茶”的面貌从模糊到清晰。据传隋文帝曾以茶治头痛,朝野之士纷纷采掇,而后由唐人宣称“茶为万病之药”,茶文化随之兴盛,而茶也从药的狭窄领域走向尘世,成为日常饮品。值得提醒大家的是,陆羽在《茶经》里明确把“荼”字减一笔而成“茶”字,其实在汉代,已经将“荼”减化为“茶”了。后人纷争茶起源于唐的说法无非也是依据陆羽的《茶经》的问世时间。说北方不产茶,无非也是依据《茶经》里云“茶为南方嘉木”。但我有一个疑问,据现有资料记载陆羽生前足迹,有否考察过北方茶事(比如古赵州等地)?此说辞有否失之偏颇?毕竟古代交通不如今时。

  于是,依据《茶经》所云,一直以来,世人惯性地认为北地是不产茶的。且,中国茶事自唐宋至明清,茶树栽培区域1000多年一直未有很大的变化,向北,止步于北纬38度线。

  说北地不产茶,盖因今时之气候使然。前不久,翻看邢台的平乡方志,旧志提及当地曾征收漆林税。而漆林为南方植物,北地征收赋税,那唯有一种说明,就是此地历史上曾经的气候应等同于今时之南方。而在当地的考古发掘中,在地层7米深处的商周文化层,有南方林木、动物生长、生存于斯。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历史上第一座皇家园林——沙丘苑台就在平乡,也就是商纣王“酒池肉林”的所在地。试想,如果水草不丰美,气候不适宜,又何来那么多譬如鹿等南方的动植物呢?又怎能成为皇家苑林选址呢?也许随着考古发现,北地曾产茶也未可知。只不过后来气候地质变迁,气温南移,才形成之后千年来北地不产茶,茶为南方嘉木的现状而已。近年来,气候全球变暖,尤其这两三年,冬季南北气候反常,南方多雪而北方暖冬。将来气候变化趋势也非赖人力可为的。一切皆有可能。也许,随着考古的发掘与推进,历史上北地也产茶会发现确凿的历史依据,也未可知。

  且,虽然目前可查的文献无法证明北地不产茶,但“禅茶”概念却是地地道道从古赵州大地上昭彰于世,“茶道”的民间化也是由河北人首先明确记载。而阳羡茶的煎茶法也是遵循的赵州茶的煎法。

  禅茶缘起

  《天下大蒙山》碑记:西汉甘露三年(公元前53年),吴理真在蒙顶山种下了七株茶树,开创了世界上人工种植茶叶的先河。吴理真在蒙顶山修行,并先后修建了天盖寺和智炬寺,世尊甘露禅师。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有明确文字记载最早的种茶人,吴理真被称为蒙顶山茶祖。 这应该算是茶与禅的首次结缘,亦禅亦茶,可谓"茶佛一家"的最早传说。

  世间关于吴理真是僧还是道的争议。这里多写一笔供方家参考。言吴理真为道非僧之说,盖援引自宋代孙渐《智矩寺留题》古碑上云:“昔有汉道人,薙草初为祖。”这个其实不应该存在多少争议,参考吴理真生卒年即可。吴理真出生于约公元前200年,于公元前53年-50年间植茶。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约是公元前2年,并经过四、五个世纪之后,到隋唐时才达到鼎盛期,全民信佛,道教衰落。且,中国在汉晋时没有僧尼,直到三国魏时(公元249—254年)才由中竺僧人摩迦罗法师来洛阳受戒,从此才出现第一批和尚(比丘),南朝宋文帝(公元434—453年)时才有尼姑(比丘尼)。在佛教入中土以前,道教是中国本土的信仰,因此,吴理真是道家学派人物是不容置疑的。

  更需要说明一点的是,佛教入中土汉化的过程中,对道教的教义和理念有诸多的吸纳和融汇。某种程度上,道教和佛教,在信仰的宗旨和终极层面是殊途同归的,只不过是修行方式不同而已。而兴道还是盛佛,在历史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的意志。但后人之所以把吴理真说成是亦茶亦佛之人,盖因南宋孝宗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封吴理真为“甘露普惠妙济大师”,并把他手植七株仙的地方封为“皇茶园”,于是吴理真道人就成为了近佛近禅的人物。

  但禅茶概念的真正缘起,还是要归于赵州禅师的禅门公案“吃茶去”。

  寺庙茶礼茶法发祥于唐代。大唐盛世的气象,在文化各个层面都体现的淋漓尽致。随着中国第一部茶书《茶经》的问世,茶风由此日盛,茶成为国饮,上至宫廷下至黎民,茶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文人墨客的推波助澜和盛唐丝绸之路的传播,让茶文化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寺院长大的陆羽,后虽入世,但骨子里的佛性蕴含在《茶经》的字里行间。作为新的世界佛教中心的大唐中土,茶性的近禅却俗,受到禅林推崇,茶融入礼佛仪式和僧侣寺庙生活,茶礼成为宗教仪式密切关联的一种信仰和方式。寺庙与茶结缘,寺院种茶、吃茶、茶为禅风、以茶度人,茶也被赋予浓厚的宗教色彩,已蔚然成禅林接引度人的一宗。唐代的百丈禅师(720/749年-814年)引领僧众种茶并订立百丈清规,可见唐代僧人自种自制茶叶已是普遍之事;而寺院茶礼作为禅家茶道,已融入寺院生活的正式仪轨。同时代的禅门巨匠赵州禅师玄机微妙的“吃茶去”公案,以生活茶事为开示法门,直指人心,成为中国禅茶文化的经典。

  从谂禅师(778年-897年),唐代河北赵州观音院方丈,南泉普愿禅师法嗣,是禅宗史上一位震古烁今的大师。从谂禅师是禅林高僧,时有“南有雪峰,北有赵州”、“赵州眼光,烁破四天下”的美誉,唐代佛教界尊称之“赵州古佛”。其八十岁时行脚至赵州,驻锡观音院(即柏林禅寺)四十载,开创赵州禅风,留下很多意味深长的禅门公案,譬如:“庭前柏树子”、“如何是赵州”、“狗子无佛性”、“麻三斤”、“吃茶去”等,其中“吃茶去”入世流传最广。从谂禅师的于禅于茶的造诣修为,使得一叶灵芽,成为禅的载体,其普世性得以最高境界和最生活化的体现。

  《指月录》载:曾有二僧参访赵州,请禅问道。赵州禅师问:“你们以前来过吗?”一僧曰:“曾到。”师曰:“吃茶去。”一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旁边的监院奇怪地问:“为甚么曾到的吃茶去,不曾到的也云吃茶去?”师叫监院的名字,监院应诺。师曰:“吃茶去。”这杯禅林著名的“赵州茶”,是赵州禅师的一颗禅心,千载以降,度化无数禅人。

  一桩佛门茶事,一句禅林法语,内蕴玄妙的悟道禅机,点化了无数禅僧,度化了历史光阴,也化育着红尘中的每一个饮茶人。茶使人清心净意去嗔痴断妄念,犹如以戒得定而后慧,得悟禅意佛法,见性证悟。一句“吃茶去”,历久弥新,把日常化与哲理化,生活化与行为化结合起来。日常最平凡、最普通的吃茶却至达见性即佛。何谓平常心是道,日常生活的言、行、坐、卧,处处天性、处处自然、处处玄机。把悟道溶入生活,本分人做本分事,在日常生活中体悟到平和、宁静的禅境。真真灼灼的一句“吃茶去”,深入人心。自从谂禅师之后,禅茶成为深入人心的概念。

  据传,宋代高僧圆悟克勤,在湖南夹山著就禅宗第一书《碧岩录》,并悟出禅茶一味之道。曾手书“茶禅一味”法帖,来此参学的荣西法师带回日本,珍藏于奈良的大德寺。这一说法很普遍,但在日本圆悟克勤禅师的书法作品面世者寡,且始终未见此法帖。由是,“禅茶一味”的说辞变得虚无缥缈起来。

  发祥于唐的禅茶,在宋代得以发扬光大。南宋时期的《景德传灯录》,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禅宗与茶文化的缘起,“禅机”、“茶理”逐渐融于一境。南宋词人冯时行在其《请岩老茶榜》对禅茶做出了形象的阐释:“若色若香若味,直下承当;是贪是嗔是痴,立时清净。” 机语尽现,禅意昭彰。

  由是,中国禅茶文化发端于蒙顶,明彰于赵州。茶与禅茶的史实关键点也清晰起来:5000多年前“神农尝百草”发现了茶叶; 2000多年前吴理真“灵茗之种,植于五峰之间”人工栽培茶叶;1250年前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问世;1200多年前,赵州禅师的“吃茶去”禅门公案。中国乃至世界茶史上四位划时代的人物成为时代的符号:神农被尊为“世界茶祖”,吴理真被尊为“植茶始祖”,陆羽被尊为“茶圣”,从谂禅师被尊为“禅茶祖师”。

  茶道源处与流变

  今人每说禅茶,必谈茶道。

  西汉时,中国茶便已传到国外。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土政权与新罗的经济和文化往来密切,唐人饮茶习俗对新罗的影响深远。唐时代,文化全面输出,茶叶也随着丝绸之路远播海外,随茶远播的中土茶文化,拉开了中式茶文化走向世界的序幕。唐代首次奠定了“茶道”这种东方独特文化的完整形态,而“茶道”一词的首次出现,是唐代僧人释皎然在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诗中谈到茶能“涤昏寐”“清我神”。紧接着,“茶道”一词出现在天宝进士封演在《封氏闻见录》。

  封演,唐时渤海蓨县(今河北衡水景县)人。唐朝天宝中期为太学诸生,十五载(756)举进士及第。大历七、八年间(772年-773年)曾任邢州刺史(今河北邢台)。贞元十六年(800年)尚在世,约卒贞元末。演撰有《封氏见闻录》,为研究唐代社会文化的重要资料。《新唐书˙艺文志》另录有封演著《古今年号录》一卷、《续钱谱》一卷,皆佚。封演在其《封氏闻见录》的《饮茶》中如是记载:

  “(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饮。开元中,泰山灵岩有降魔大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以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

  这是很重要的文献,其首次以文字记载的形式把禅与茶联系在一起,也首度记载了禅茶文化在北地的兴起,同时也说明茶馆在当时已形成一种行业。这在不产茶的北地无疑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封演在《饮茶》里又云:“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从都通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这段文献不仅首次明确提出“茶道”这一概念,同时也理清了中国茶道的源流,且对研究中国禅茶文化具有重大意义。

  佛教入中土以来,融道兼儒,本土化进程深化,茶与佛教的信仰融合也亦步亦趋。随着大唐佛法的东传,茶、茶法及其仪式、器用产品等由遣唐使和僧侣们传播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地。到宋朝时,茶业高度发达,北宋汴京是全世界茶文化的中心,史载茶叶经济约占当时其财政收入的5%。茶已融入宋代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如邻里亲友间的“支茶”、“献茶”等礼规,成为社会交往的民俗风尚。 “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 “夫茶之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摘自《梦粱录》)。当时茶道兴盛,扬清彰节的文人茶法、和敬清寂的寺院茶礼与市井朴素的民间茶事,可谓从帝皇到平民共饮,儒道释三家同奉。

  宋代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茶文化,相较于唐代的《茶经》和茶诗,宋代则涌现了一批里程碑式的茶学专著,拓宽和丰富了茶文化内涵,把茶的社会功用提高到“不以时岁之舒迫而可以兴废也”的精神高度,为茶文化走向历史巅峰和走向世界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作为国饮的茶,也完成了从药用、食用、雅玩、敬持的历史演进历程。

  元代时宋式文人茶道颓落,清饮法开始萌芽。元代衰落的宋式文人茶道,却在异国日本得到发扬光大。明代时茶文化移风易俗,盛于宋代的点茶法几近消亡,散茶和泡茶法成为茶道主流。同时茶道专注于造境,环境与人文在茶文化得以完美融合,这对日本茶道的影响最为深远。日本茶文化的开端,源于唐,佛教东传推助了中土茶文化的东渐。建于于唐代的径山寺,在宋元时期有“江南禅林之冠”之称。宋咸淳年间,日本禅僧南浦绍明来此求学,将“抹茶”制法及吃法带回日本,并力传径山宗风,开创了日本“茶道”之先河。日本茶道在明代茶文化的影响下,融中式茶寮、中式园林、禅道和花道等元素,形成了后来的日本茶道。16世纪时的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提出的“茶道的真谛在于草庵”的主张,与明代的造境和茶寮可谓异曲同工。

  参一参赵州关

  一行行到赵州关,怪底山头更有山。

  一片楼台耸天上,数声钟鼓落人间。

  瀑花飞雪侵僧眼,岩穴流光映佛颜。

  欲与白云论心事,碧溪桥下水潺潺。

  宋代大词家苏东坡这一首诗,使江西云居山赵州关名彰天下,千古留名。

  云居山有个赵州关,历史上的赵州关,是实实在在存在过的,几经倒塌重建中,几度湮没,原址已难寻。现存的云居山赵州关,是1984年在虚云老和尚的弟子一诚长老主持下重新设计建设。赵州关除了是一个关隘的实体存在外,也是赵州禅师的别称,还是禅门公案的暗喻。但不论哪一种,河北赵州,建在南方的云居山,牵绊的是赵州关与赵州禅师久远密切的关系。

  赵州禅师从谂,幼年剃度出家,受法于南泉山普愿禅师,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之后的第四代传人。离开南泉后的赵州禅师,大半生生涯是漫长的孤锡游方,足迹遍及南北诸丛林,与诸多禅门大德有过机锋往来,为禅门留下了不少公案。他曾经自谓云:“七岁孩儿胜我者,我即问伊;百岁老翁不及我者,我即教伊。”

  佛教历史上,禅僧行脚有着悠久的传统。印度的出家人,行脚是其常态。达摩祖师入中土,一路行脚一路参悟一路弘法一路教化,其法传弟子二祖慧可、三祖僧璨直至四祖道信,禅宗的几代祖师,基本都是居无定所。中国佛教史上,寺院有讲寺、律寺、禅寺之分,讲寺、律寺相对稳定,禅寺在唐朝时兴起,行脚僧游化是日常的必须功课。佛教典故里著名的“百城烟水”,说的就是善财童子走访各地善知识的故事。古人对行脚有着浪漫的描写:“杖挑明月,衣惹烟霞”“云水生涯”。但浪漫的描写和想象不同于现实,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行脚其实非常艰苦。但行脚的意义在于祛除对外在的依赖和坚定修持心。从另一层面上讲,行脚与闭关其实是不同的证悟过程,于以心印心而言,是殊途同归的。

  “赵州八十犹行脚,只因心头未悄然。”这是明朝莲池大师的一句话,说的是从谂禅师的行脚生涯及由来。曾有初学佛的弟子问了赵州禅师一个问题:“末劫时,还有没有这个?”

  成、住、坏、空是佛教所识的四大劫。问话的意思是到了末劫时,肉身会不会坏?

  从谂禅师答曰:“会坏。”

  又问:“如果会坏的话,那怎么办呢?我们就随他去吗?”

  从谂禅师说:“随他去!”

  僧对禅师的答复忧忧疑疑,从谂禅师仔细想想也开始不安。于是开始跋山涉水参究真切的答案。经年后行脚,结果无所得,倦游归来,“及至归来无一事,始知空费草鞋钱”,原来生命的觉知只在方寸之间,不劳缘木求鱼营营外求。其实赵州禅师的草鞋钱并没有白白浪费,正是这行脚过程,才使其证悟了此境界。“一句随他语,千山走衲僧”的佳话,一程山水,一段岁月,是求真与放下、看破与自在的过程,也给禅门“参话头”留下了真修实证的范本。

  公元857年,年届八十的从谂禅师行脚至赵州古城,驻锡观音院长达40年,弘化大行,僧俗共仰,为南北禅林典范,人称“赵州古佛”。时有“南有雪峰,北有赵州”之说,南方江西云居山真如寺山门高耸“赵州关”,福建雪峰义存禅师的道场有“望州亭”,可见名盛天下。宋代诗人丁竦有《望州亭鼓山铭》 三言诗:

  鼓屴崱,峰顶特。穷岛夷,俯封域。

  屏闽东,拱辰北。岁辛亥,帝司赤。

  竦绅烈,从峭陟。搴若华,揖瑶极。

  呵蜚霆,蹴鳌脊。披霄根,殚目力。

  高者仰,深必惕。谨其至,惟古则。

  关于赵州禅师与云居山赵州关的传说,有三个版本。

  一说是赵州禅师八十行脚参方,专程到云居山朝觐。真如禅寺的住持道膺禅师闻讯亲出山门数里相迎。两位高僧会于明月湖前夜合山下,机锋往来,颇为投契。后人建赵州关以志,两师应机对语处为禅关。

  一说从谂禅师110岁时,长途跋涉来到云居禅院,与道膺禅师以及一位朝鲜和尚共同开堂说法,折服众弟子。从谂启程返赵州,道膺送至莲花城中心隘口,叙谈多时,才依依惜别。十年后得知从谂圆寂消息,道膺悲痛不已,于公元900年在莲花山的中心隘口兴建一道关楼,名为“赵州关”。

  一说是,赵州禅师大半生行脚,行脚至云居山时,得道膺点化。道膺说:“你年纪这么大了,仍到处奔跑,为什么还不找个长居安身的住处?”赵州禅师不以为然反问道:“老和尚为什么不自己去住呢?”后赵州禅师又至湖北鄂州,同样的对话发生在茱萸禅师和赵州禅师之间,茱萸反问赵州:“你不必问人,总之,你年纪这么大了,连自己的住处都不知道,像你这样说话可以吗?”赵州禅师闻言肃然,以“三十年弄马伎,今日却被驴扑”作答。(请注意:这里的“三十年”这个时间节点,应该从赵州禅师离开南泉禅师后算起。那算起来,与茱萸禅师的相见时间应该是赵州禅师70岁左右,而见道膺的时间应该是在之前不久抑或是同年。也就是说,道膺点化赵州的时间应该是在赵州约70岁时。那是否可以推断出赵州禅师谒见道膺的时间约是公元847年?!后人认为赵州禅师住锡赵州观音禅院与道膺的点化有着必然的联系,至于驴子踢了一脚不过多一次提起。故后世称这是赵州关与赵州禅师的渊源。

  赵州禅师何时行脚至云居山的时间是大致推算出来了,应该是70岁左右。这就推翻了坊间流传的赵州八十时到云居山得道膺点化的传说。但还是有疑问,赵州禅师一生参访云居山到底是几次?一次还是两次?如果是两次,那么第二次是多少岁呢?80岁?90岁?还是110岁?如果没有第二次到访云居山,又何来110岁到云居山之说?又,赵州关始建于何时?是否为道膺禅师亲建?现赵州关是否建在原址?就此我曾查询过很多资料,遗憾的是资料奇缺,坊间流传大都语焉不详,互相矛盾;也咨询过很多善知识,但至今没有人能给我以明确的答复。那就留待时间吧。

  一日,我问一僧,他答未知。我又多一句拜请:“若识得僧界大智,拜请代我问询一二。”对方答曰:“平常心一颗,不识大智。”他打了个好机锋,我却大囧,求知问识打破砂锅是做学问的根本,于是转而又求教于一善知识。他回复:“河北曾闻赵老关,倩谁移至在云山? 须知不涉关津者,拍掌吁呵去不还。”我知此诗是明末清初湖北黄梅双峰寺僧起高禅师,曾于云居山隐修十年时间。善知识一句以他语答我问的回复,让我不再纠结,是啊,本来不涉关津事。

  关于赵州关,赵州禅师也曾留下过几则公案。

  其一:一位云游学僧行脚到赵州地界,拜谒赵州禅师。

  师问:“何处来?”

  僧答:“南方来。”

  师又问:“知道赵州关吗?”

  僧道:“大师要知道天下还有不涉关的人啊!”

  赵州大声叱喝道:“你这贩私盐汉!”

  僧默。过了片刻,赵州语重心长地说:“这赵州关也不容易过啊!”

  其二:学僧忙问:“如何是赵州关呢?”

  赵州即道:“石桥即是!”

  赵州城南约一公里的赵州石桥,修建于隋唐时期,是世界桥梁史上最早的拱形石桥,也是当时跨度最大的桥梁。唐时赵州是燕南重镇,为沟通南北要地。后世赵州关自然而然就成为赵州禅师的代名词了,一语双关,此关非彼关,此关是彼关,关关相关连。

  其三:有来僧问赵州禅师,“久慕赵州石桥,可是到来后只见掠(zhuó)子,为何不见赵州石桥?”

  赵州道:“你的确是只见掠子,不见赵州桥。”

  僧问:“如何才是真正的赵州石桥呢?”

  赵州道:“只是用来过驴过马的东西罢了。”

  其四:又有僧问:“如何是赵州?”

  赵州禅师云:“东门,西门,南门,北门。”

  问:“如何是定?”

  师云:“不定。”。

  在赵州禅师看来,一心不生,万法无咎。惟有识得心外无物、真俗不二之理,去掉分别之心,返观内求,长期参究觉悟的内在依据,方能不执迷于外物,体悟“自成佛道”之理。

  从赵州禅师的语录可以看出,赵州禅风,处处以俗常见的物事答之,信手拈来,又禅机幽玄。可谓是马祖“平常心是道”的现实演绎,是禅法根植于现实和生活,在百姓生活日用中的贯彻与落实。这也是赵州禅师精湛孤峻、不立一家的禅风的独特之处。

  宋僧释重显曾有首诗《送铁佛专使》,云:

  荷策来寻我,泛舟思旧山。

  不知何处月,相照在深湾。

  风助秋涛急,云兼野树闲。

  到时如请益,先忆赵州关。

  正清和雅与生活禅

  近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世寿120岁,僧腊101岁,据传无论年龄和相貌均与赵州禅师相似,被佛界认为是赵州禅师的再世。虚云一生未踏足赵州,但他晚年居云居山,并重建真如禅寺。虚云禅师对佛教的贡献诸多,重振禅宗五脉,兴寺建院,更为后世禅宗复兴培养和储备了大批人才和力量。其弟子一诚长老,亲自打石摹刻“赵州关”石匾,并有《打石》诗: “铁锤不惮巨石坚,斫方凿圆总随缘。宝殿巍巍根基稳,山门屹立赵州关。”作为虚云老和尚的弟子,净慧长老的法脉也是一脉相承。

  净慧长老,对现代禅风的重振和推动,可谓功勋卓著。他的生活禅理念,远承赵州禅师的禅风,与时俱进地开展生活禅夏令营,让禅走入生活,走入寻常百姓家,让禅成为人们日常秉持的信仰。其提出的“正清和雅”,是对禅茶文化的核心思想做出的提纲挈领的精神宗旨,是对赵州禅师的“吃茶去”的进一步理论和理念化。

  他坚持“人间佛教”的道路,并将人间佛教的理念进一步具体化。1991年,他提出以“觉悟人生,奉献人生”为宗旨的“生活禅”修行理念。生活禅遵循佛教“契理契机”的原则,在对印度佛教史和中国佛教史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种新的修行理念。它既是对太虚大师所提出的“人间佛教”思想的落实和深化,同时也是对祖师禅精神的继承和回归。在某种意义来说,生活禅找到了佛教与时代相结合的契入点,找到了佛教与现实人生新的对话方式。应该说,它抓住了佛教的根本命脉,代表了中国佛教的未来发展方向。

  与之相呼应的是,净慧长老专门针对具有较高学历的青年佛教信众,在大陆率先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生活禅夏令营”。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生活禅夏令营以全新的积极的弘法方式,让佛教参与现实的同时也达到化育人心的目的,开办至今,影响深广,意义深远。

  2005年10月19日,首届“天下赵州”禅茶文化交流大会在石家庄隆重举行。净慧长老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承古辟今,为中国禅茶文化史书写了新篇章。他说,儒家讲正气、道家尊清气、佛家重和气,而茶本身具雅气。正、清、和、雅,是禅茶文化根本精神的体现。寥寥数语,简练直接地将禅茶文化的内涵提炼的具象而传神。他又说:“将禅茶文化的功能定位在感恩、包容、分享、结缘这八个字上,最为恰当;既理事圆融,又雅俗同归,具有在人生日用事中普遍落实和操作的现实意义。”

  净慧长老对禅茶文化的阐述,既点明了禅茶所承载的内涵,也为禅茶的文化做出了文化定位,更为禅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从此,说禅茶,必谈“正清和雅”。禅茶文化和人文关怀、参禅与日用、分享与观照,就这样在这一杯禅茶里得以畅达致和。如今,十五年过去了,禅茶文化成为“弘扬传统文化、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支力量。

  一碗赵州茶古今

  佛教僧众坐禅饮茶的文字记载,最旱可追溯到晋代。唐代僧人饮茶已十分普遍,佛寺有整套庄重严肃的茶礼。唐代的百丈禅师制定一整套完整的《丛林清规》(后世称之为《百丈清规》),明确地把禅门饮茶规范化制度化,饮茶成为寺院日常生活修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扫之前茶在佛教界只是防困倦助静思的现象,明确了茶在禅门的地位。禅风和禅茶的盛行,对茶的推广和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茶进入百姓生活,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禅茶在社会中功能不可或缺。

  道膺禅师时期,云居山的攒林茶深深吸引着众多的僧众和红尘中人,曾于云居山与道膺机锋往来的从谂法师也不例外,这或许对其之后的法语“吃茶去”有着潜在的影响,也未可知。赵州禅师与云居山的一段因缘,成就了赵州关,也成就了赵州关内数万亩“攒林茶”被尊为“赵州茶”。

  赵州禅师,本身嗜茶成癖,也积极提倡饮茶,驻锡赵州观音院期间,开口闭口“吃茶去”。并以此接引弟子,开创了禅茶文化之先河,开堂说法,弘教传灯,禅风布于天下。然而,这桩千年禅林公案却有一结始终没有解开。那就是当时在这则公案盛行时,并没有提及古赵州大地是否产茶。时人援引陆羽的《茶经》“茶为南方嘉木”,理所当然地认为北地是不产茶的,更遑论古赵州。且自唐以降,气候南移,气候、土壤等原因,茶多生长于长江流域以及云贵川等地,河北的土地上很少有茶树,即使《赵州志》也对赵州的茶园少有记载。而赵州禅师偏偏以茶为机,一碗赵州茶,语出赵州,赵州却无茶,那么赵州茶是什么茶,似乎也只能追溯其与云居山的机缘。

  即使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净慧长老受原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委托,恢复赵州茶,受命前往云居山请茶苗。之所以选择云居山的茶苗,固然有上述的因缘和意义,但赵朴初会长为何有此一说,也值得深究,并不仅仅只是要赵州茶有个实体承载吧。只是斯人已做古,难以究竟。当然还有另外两重意义,一是当时的云居山茶树多为虚云老和尚亲手所栽,名为云雾茶。虚云老和尚是对赵州禅风很推崇,赵州茶也外如是。佛教界普遍认为虚老是赵州再世,二人都是住世120岁,容貌也近似,禅风也近似。一是,一旦云居山的茶苗移栽成功,赵州茶就不再空有其名。

  因此机缘,1993年四五月间,一辆满载云居山茶苗的东风牌大卡车一路来到柏林禅寺的“问禅寮”,几千里风尘云月,净慧长老紧紧跟随随时呵护。几千株茶苗就这样来到了生发“赵州茶”的土地上。遗憾的是,因为气候、土壤、技术等种种因素,净慧长老的南茶北移的首次实验在次年宣告失败。

  1996年,河北省农科院的张占义先生拜谒净慧长老,了解后顿生万丈雄心。事实也果如他所愿,从南方移栽的龙井茶苗在太行山试栽成功,并于2001年首芽开茶。但张占义先生的茶园在灵寿县境内,在历史地域上并不属于古赵州。

  有先行者,就有后来者步前人羁履而行。历史就是这样在冥冥中做出了选择。2012年,依止净慧长老的居士杨素珍,也开始了南茶北引。茶园选址在太行山的三峰山,地处北纬37度47分,海拔600米。太行山,独特的暖温带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汦水河水源丰沛,水质优良;土质为砂化和腐殖质土壤,通透性好,有机质和矿物质齐全。符合陆羽《茶经》里对土质的要求:“其地,上者生乱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茶园三面环山,果木资源丰富。茶吸花香,花窨茶味,使解香茶叶形成花香果味的特色口感。天时、地利、人和,条件具备了,天意成全,一株西湖龙井茶苗,历经寒暑干旱霜冻雪灾,在北地太行落地扎根,成长为具有北地气质的茶品。

  天意成全,还须得人为。太行东篱茶园于2014年开始打顶采,2016年正式开茶采摘摘。其茶,完全依天时生态而行茶事。明代陈襄诗曰“雾芽吸尽香龙脂”,说的是高山茶香为佳。明代田艺蘅《煮泉小品》中称:“茶者以火作为次,生晒者为上,亦更近自然,且断烟火气耳”。因此,东篱茶园的解香茶,完全依照天光日头生晒发酵,使用最原始的古法制茶工艺,形成了解香茶系独特的品质。此心无住方为禅者之茶。一枚茶叶,因其苦修式的艰难历程,而成就其茶本身的禅机。“吃茶去”,品的是赵州禅师的禅心,而素珍居士的解香禅茶,本身就是修行的法门。其气质与内涵是远接那一碗古老的“赵州茶”的。所谓禅茶一味,茶禅一味,尽在一芽解香里。

  太行山东篱茶园的解香茶,不仅改写了自唐以来北地不产茶的历史,而且刷新了茶叶种植最高维度的纪录。素珍居士移栽的茶苗,来自西湖龙井茶苗,非云居山云雾茶苗,但此心无住,是禅之本意。又因临城历史上隶属古赵州,就地域意义上而言,称得上是“赵州茶”的现实版本,也从另一种意义上完成了净慧老和尚的夙愿,给禅门公案以历史的注脚,成为赵州禅茶“吃茶去”的实体承载。至此,精神层面上的赵州禅,与物质层面上的赵州茶,相得益彰。从另一层意义上讲,品解香茶,既能吃赵州茶,又能悟赵州禅。

  2018年白露节秋茶采摘季,我翻看邢台的平乡方志,旧志提及当地曾征收漆林税。而漆林为南方植物,北地征收赋税,那唯有一种说明,就是此地历史上曾经的气候应等同于今时之南方。在本文“茶之源起”一节也提到了,平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皇家园林——沙丘苑台就在平乡,也就是商纣王“酒池肉林”的所在地。试想,如果水草不丰美,气候不适宜,又何来那么多譬如鹿等南方的动植物呢?又怎能成为皇家苑林选址呢?平乡自秦代起是钜鹿郡的郡府所在地,毗邻古赵州地,同属大陆泽区域。也许随着考古发现,北地曾产茶也未可知。只不过后来气候与地质变迁,气温南移,才有了陆羽在其《茶经》的“茶为南方嘉木”的说辞。且近年来气候反常,尤其冬季南北颠倒。随着考古推进,也许有一天会发现北地茶树遗存。一切皆有可能。

  又见顾元庆《茶谱》品司条载:“今茶产于阳羡,山中珍重一时,煎法又得赵州之传,虽欲啜时入以笋榄瓜仁芹藁之属,则清而且佳。因命湘君设司检束而前之,所忌真味者,不敢窥其门矣。”由此看来,赵州茶不仅仅是茶之禅,且也是禅之茶。真正是赵州茶天下,茶禅实一味!

  禅茶一味乎?

  茶禅一味乎?

  关于“禅茶一味”与“茶禅一味”的争论在茶界一直没有停止过。其实争论的焦点无非谁为主体谁为载体而已。这流于俗的争论其实违背了禅宗无分别心的要义。主体也好,客体也罢,只是发声的主体做出瞬时的转换而已,这恰恰与禅宗里的当下即是契合。私以为,所谓一味,非禅非茶,一如赵州禅师那句“吃茶去”,不能说,不可说,说不出,说不得,不过眼前一盏茶,当下意会瞬时相通即是即是。

  净慧长老的弟子及继任明海大和尚,白林禅寺的方丈,曾写下著名的《茶之六度》:

  遇水舍己,而成茶饮,是为布施;

  叶蕴茶香,犹如戒香,是为持戒;

  忍蒸炒酵,受挤压揉,是为忍辱;

  除懒去惰,醒神益思,是为精进;

  和敬清寂,茶味一如,是为禅定;

  行方便法,济人无数,是为智慧。

  明海大和尚从茶从禅的双重视角,为禅茶之度人度己的无上智慧和无尽功能阐释得清晰而透彻,是对禅茶文化的演进做出的注解和推进。

  佛讲因缘,茶与禅结缘,也是一大因缘,在佛教则为禅,在草木则为茶,而佛法在茶汤里,左不过是平常心,行本分事。平常心是道是马祖道一禅师的主张,其弟子大珠慧海禅师认为平常心是"饥来吃饭,困来即眠"。赵州禅师也云“要眠则眠,要坐则坐” “热则取凉,寒则向火。”曾有僧问赵州禅师:“如何是平常心合道?”师曰:“吃茶吃饭随时过,看水看山实畅情。”于今,明海大和尚为禅心和平常心做出了自己的解读:

  何谓禅心?平常心是。

  是心平等,无凡无圣;

  是心无住,无执无著;

  是心慈悲,无亲无疏;

  是心智慧,无辩无别。

  “禅茶一味”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一道禅茶流变至今,已不分红尘与方外。至于禅茶一味抑或茶禅一味,且不去管它,还是前中国佛教协会会赵朴老那首诗说得是:

  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

  万语与千言,不如吃茶去。

  能饮一杯无?

  禅茶讲得是度,度人也度己。但在方外禅茶之外,红尘里茶的烟火气可谓多姿多彩。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 可抵十年的尘梦。”这是周作人的喝茶之道,不同于禅茶的清饮,其佐茶的茶食,干丝啦豆干啦,色香味俱佳,考究的很。周作人是文人,信笔所至,市井烟火就变得优雅闲适韵味悠长。

  红尘滚滚的生活,茶于不同人那里就氤氲出不同的味道和气质,高冷的、文艺的、小资的、哲学的、烟火的……不一而足。《红楼梦》第四十九回里曾提到一种茶泡饭:“宝玉却等不得,只拿茶泡了一碗饭,就着野鸡瓜齑忙忙的咽完了。”《中国烹调大全·古食珍选录》也载:“冒妾董小宛精于烹饪,性淡泊,对于甘肥之物质无一所好,每次吃饭,均以一小壶茶,温淘饭,此为古南京人之食俗,六朝时已有。”周作人也《喝茶》中说:“日本用茶淘饭,名曰‘茶渍’,以腌菜及‘泽庵’(即福建的黄土罗卜,日本泽庵法师始传此法,盖从中国传去)等为佐,很有清淡而甘香的风味。”原来,茶也是可以下饭的,这实实在在是茶入世的最烟火最接地气的一种方式,脱离精神的诉求,回归到本质,却又在饱腹之余给予人以精神上的满足。

  日前读张岱之《湖心亭看雪》,精神为之一朗。大雪之后,惟余茫茫,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余舟一芥,人两三粒。烧酒相酌,对面不识。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美景与心境两不辜负,认识与否又何足道哉。诗酒茶,自古至今,僧伽道者文人墨客,无数佳话,大多源自一份天涯明月当下惺惺相惜。

  凡心所向,素履以往;生如逆旅,一苇以航。今年太行山的赵州茶秋茶已出,天也渐渐凉了。素珍居士在电话里说:“给你寄茶哈。”突然开始想念雪,想在大雪纷飞的夜里,一灯如豆,梅枝横斜,泥炉小瓯,煎茶煮诗,施施然笑问: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作者 贺疆

责任编辑:孟德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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